郭小燕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追求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生。在长期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

基本方针、建设任务，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点，为后人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背景
 

1956年，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始了大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

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始。但由于我国人口

众多，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工业化基础尚不完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很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建国之初，毛泽东鉴于我们党对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知之甚少，以及思想准备不足的现实，曾号召“学习苏

联”。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能

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建设道路的寻求。因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

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做法总觉得“不满意”和“不舒畅”，总想找到一条新

路，用更多更好更快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更

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促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随着形势的变化，

他认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独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独立的探索。
 

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

理论的贡献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现。其探索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从1956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是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与反思，就

在于探索并创造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毛泽东一方

面调查研究，深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理论问题，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纳入理论范畴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提出来的。从

1955年10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花了半年的时间对我国的农业、工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问题，这就是他于1956年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此文中提

出了“以苏为鉴”，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历史课题。所以，《论十大关系》成为毛泽东探

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开篇之作、奠基之作。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经济建设问题为中心，就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中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思路：一是在经济

建设方针上，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不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追求重工业的片面发展，而是“

工农业并举”；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初步探索；三是在民主政治建设

方面，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四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双百方针”。
 

《论十大关系》既是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它体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从中国

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寻找“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适合中国的路线”。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就集中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集体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和智慧，

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的《中了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做出

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内主要矛盾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新论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

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

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

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并且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和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地创立了关于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党和人民

适应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要求建构了一套新的政治学说。
 

从1958年到1962年9月，进入由“宏观思考”转向“微观探索”阶段。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探索，即寻觅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途径和具体形式。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

思路是：如何打破常规，冲破平衡，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提出了他探索之路上的新

主张。一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总路线。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领导制定了“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

一穷二白面貌的普遍愿望，但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最终事与愿违。二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

——“大跃进”。如何多快好省地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首肯了“大跃进”这种形式，试图以超常规

的方法发展经济实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舆论宣传工具的带动下，在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会议的动员下，

整个民族都进入了一种盲目的癫狂状态，全民炼钢，“土高炉”甚至修进了中南海，工业生产失去了其发展所

必须的综合平衡。三是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化蓝图——人民公社。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

的特点。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上政社合一。在毛泽东看来，这是通向共

产主义的桥梁，是中国探索出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问题，毛泽东是较早发现并着手纠正的。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

议至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带头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并主动作自

我批评。从1958年11月起，他多次召开会议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察觉

到的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承认从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党内主要倾向还是“左”

。这在纠正“共产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在庐山会议前一个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去

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一是计划过大，指标过高；二是权力下放过多；三是“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

，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
 

庐山会议以后，特别是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全面贯彻了“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三面红旗”的“

左”的方针不仅没有得到继续克服，反而“卷土重来”，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全国重新“跃进”、继续“

大办”。在经济规律面前，毛泽东再度冷静下来，对我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历史过程进行了一定深

度的反思。他站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分析总结我党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经验教训，比较冷静地提出：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九

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从1962年9月到1966年5月文革之前，为探索的曲折发展阶段。随着调整政策的深化和中苏争论的激化，毛泽东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较为慎重，针对人民公社体制公有化程度过高，管理过分集中，在调整中采

取缩小生产队规模，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废除供给制，取消公共食堂，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针对“大跃进”

以来经济管理体制混乱、失控、下放企业过多过急的现象，加强了国民经济管理，制定了农业、工业、科技、

文教等各行各业的条例，加强生产岗位责任制。上收了大型企业，试办些托拉斯，待国民经济好转后，又逐步

扩大一些地方管理权限。但企业的自主权仍很小，农村的可贵探索如包产到户也遭到否定。由于阶级斗争扩大

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升级，而使探索出现波折。首先，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提出“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错误方针。继后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口号。正是从八届十

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一条关系到中国何去何从的新模式：他把自

1958年以来寻觅到的“人民公社”模式加上60年代国际国内“反修防修”的“新经验”予以系统化，形成了他

的《五、七指示》所描绘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在这一阶段所形

成的一套“左”的思想理论与政策对于他后来发动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而深厚的影响。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探索出现严重失误阶段。从1966年5月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是导致十年内乱的“文

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出现了严重失误。从“阶级斗争

为纲”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加之林彪、“四人帮”蓄意破坏，使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

发不可收拾。由于严重的动乱和极左错误的干扰。这个时期国民经济体制的变动,往往重复发展了“大跃进”

时期的种种错误作法，“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三、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代成果
 

从1956年开始，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正确认识和

取得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前提。但从1957

年夏季开始，毛泽东逐渐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在后来的实践中，指导思想和路线上出现了严重错误，

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遭受到严重挫折。尽管如此，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仍然取得了一系列对

后人具有重大启示和指导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一是率先提出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

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解决这个课题的

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在当时首先就有一个如何对

待苏联经验的问题。这种探索反映了一种创新精神，一种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当时比较恶劣的国际

政治条件下，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鉴，总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反映出了毛泽东没有拘泥于已有的

经验和条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并且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才能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探索出了社会

主义建设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正确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坚持和倡

导的。
二是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针对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

社会还有矛盾，不懂得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矛盾出现时处于被动地位，甚至造成严重错误的

历史教训，首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作了重大贡献。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的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三是必须坚持工农业并举，不能重工轻农。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实质上

是生产资料生产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把重工

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

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时，他提出安排国民经济一定要以农、轻、重为序，“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毛泽东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的变化中反映了毛泽东对

这个重大比例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和安排日益科学。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很好落实。
 

四、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进行的创新性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准备，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可贵的是，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所形成的经验教训，为党在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

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因此

，正确地评价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功与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

方向和发展道路所必要的，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强国梦，同样具有非

常宝贵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成功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在探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经验与教训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这次会议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

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就提出了两大历

史任务，即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学习、研究、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也就是说，邓

小平理论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探索，也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

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回归。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了在新的时期新的实践中更好

地全面落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要求提出来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全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理论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传承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全面继承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为人民

服务到执政为民，从统筹兼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从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到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先锋队，无不体现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

和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机械地重复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而

是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

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

系，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表明：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创新，是共产党人

应有的思想品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

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