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沃中华  魂系南阳

--杨士颖传略

杨士颖是南阳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曾任中共南阳支部委员，做过青运、军运工作，并根据党的指示担任过国民党南阳县党部委员，后又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他对南阳党的建立和发展，对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在南阳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卧龙岗下和白河两岸有他留下的战斗足迹。1931年秋，杨士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时年仅28岁。

杨士颖，又名杨式颖，化名杨再我，1903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城南白河之滨的原南阳市卧龙乡小梁庄一个地主家庭中，其父杨玉卿，早年病故。杨士颖兄妹4人，他排行第二。

杨士颖自幼聪颖，秉性耿直，遇事颇有主见。他虽生于富家，但怜悯穷苦，最恨世上不平之事。杨士颖1910年入私塾就读，1919年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后考入南阳省立五中。在上学期间，有的富家子弟仗势欺人，他常为此事打抱不平，有的贫苦同学因无力交纳学费，他就慷慨解囊，尽力相助。因此，深得老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敬佩。

1921年，杨士颖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毅然同刘实中、崔琮钧一起，赴上海入浦东中学上学。1923年夏，又同许适存、刘实中、刘福僧到开封入圣安德列（教会）学校上学。翌年，又赴上海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在此，杨士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进步很快。同年，在该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杨士颖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强调除加紧军事准备外，应在北伐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特别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北伐。不久，周恩来同志指出：“计划北伐军进入河南将分三路进军……其西路经襄樊、南阳到漯河，与中路军会合。南阳赊镇至漯河一段，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传递情报有困难，必须立即在这一带加快发展党团员，至少能建立起情报站，以便战时联络。”为此，党组织遂派正在上海上学的中共党员杨士颖回到河南开封，找到在开封中州学院任教的同乡、中共党员刘友三和朱冠洲。当时，中州学院为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活动的主要基地，刘友三任美术教师，在党内任该校党小组长。杨士颖通过刘友三和豫陕区委取得了联系。为迎接和支援北伐军，豫陕区委即派刘友三、杨士颖、朱冠洲3人于是年早春回到南阳家乡工作。

他们回宛后，分别寻找职业，积极开展活动。当时，杨士颖家在南阳城内有一座房屋，他们经常到这里聚会和商讨工作，一切食宿费用，全由杨士颖供给解决。经过一段培养教育和考验，由杨士颖、刘友三介绍，首先发展其同学刘实中入党。为有利于开展工作，1926年5月下旬，在城南刘宋营刘实中家里成立了中共南阳支部委员会，书记刘友三，委员杨士颖、朱冠洲、刘实中。杨士颖分工做青运工作。当时支部决定工作的重点是：以工农为基础，以刘宋营为基点，吸收青年和知识分子参加，尽快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杨士颖根据支部要求，深入农户访贫问苦，经常向贫民进行“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苛捐杂税”等教育。他常说：老财地主不劳动，酒醉饭饱。贫苦农民累死累活，忍饥挨饿，还得受欺，这太不公平了。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当时，刘宋营有一个群众防匪自卫组织---“红枪社”，首领刘陈善威望较高，能调动百余村的“红枪社”成员，且掌握有一百多支枪。杨士颖和刘实中常给刘陈善讲革命道理，启发其阶级觉悟。是年8月，驻宛樊钟秀建国豫军在城南有一个团部，要刘宋营群众交粮40车，群众无力交纳。驻军派人坐阵催逼。为了保护群众利益，扩大党的影响，支部决定利用“红枪社”的力量向建国豫军抗粮。遂由杨士颖、刘实中找到刘陈善说：由我们出面和建国豫军交涉，如果他们不允，你就发动“红枪社”成员去打他们。在取得刘陈善的同意后，杨士颖、刘实中又到大夫庄找到建国豫军的催粮官，说明群众眼下困难，负担不了所派粮秣，并谎称已给樊总司令讲了，对其进行威慑，最后还说：“咱们丑话说到当面，你们催粮的架势，已激起‘红枪社’的不满，如果冲突起来，咱们总司令面前见，请你们三思而行，酌情办理。”那位催粮官觉得来头不小，且民意难违，便让步说：“你们一点不交我也不好交差，可以少交点就是了。”结果只交一车粮食了事。这一斗争的胜利，教育了群众，扩大了影响，杨士颖等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为以后顺利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26年，国共两党还处于合作时期。秋，南阳支部派杨士颖到驻宛樊钟秀建国豫军宣传处任科长，做军运工作。年底，南阳县准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为便利工作，南阳支部决定派杨士颖、刘友三、刘福僧、刘实中参加筹建工作。当时，国共两党为委员名额问题曾发生争执，杨士颖等据理相争。结果，7名委员中我党占3名，由杨士颖、刘友三、刘福僧参加国民党县党部为委员。这样，杨士颖为了党的工作，时而军装，时而便衣，并以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身份，参加集会，发表演说，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他曾数次同刘友三到南阳省立五中给师生们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社会发展史，讲学习苏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等。号召同学们要关心国事，莫死读书，并指出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争取国民革命的彻底胜利。同学们听后深受教育，为以后省立五中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7年春，南阳支部根据中共豫区委执委会的指示，遂派杨士颖、刘福僧、刘协中、刘实中奔赴武汉，参加二次北伐。他们到武汉后，由杨士颖出面联系，经中共两湖区委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廖乾五（中共党员）把杨士颖、刘实中派到该部宣传处工作，刘福僧、刘协中到十二师蔡廷锴部工作。杨士颖随军经驻马店、上蔡、临颖等地，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5月，北阀军击败奉军攻占开封。7月，北阀军回师武汉，杨士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8月，该团在九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开赴广州（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教导团团长）。12月11日，杨士颖随团参加由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血战长堤，英勇杀敌。杨士颖在参加广州起义前夕，曾写信给刘友三、刘福僧、刘协中，信中说：“即日我们准备有一大的行动，你们可能会在报上看到。如果以后我不再去信，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写信了。严冬过去就是春天，万望诸兄多加保重，身体健康平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士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广州起义失败后，杨士颖随军一部转移广州以北的花县坚持斗争。后该部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不久，杨士颖根据党的决定，化名杨再我，以客商身份，留广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间，他曾经遇到上海大学同学、教导团战友、南阳同乡冯克耀，冯当时急欲还乡，但无盘缠，杨士颖积极筹款相助，救其燃眉，并嘱托冯回宛后面告刘友三、刘福僧、刘协中，要不怕一切艰难险阻，坚持下去，必能胜利。

1931年夏，杨士颖不幸被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逮捕入狱，羁押数月，刑讯逼供，坚贞不屈。是年秋，被国民党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我地下工作者10余人。当时，上海《申报》广州通讯栏对此事件曾有报导，并列举诸烈士姓名。杨士颖就义时，用名杨式颖。据当时看过《申报》的刘协中回忆，这则消息的大意是：昨日，广州军政当局又在该市处决杨式颖等10名共党干部，他们临刑不惧，同声高呼口号，世人无不为之怵目云云。就这样，杨士颖将自己的英灵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甚至没有留下一块忠骨，没有给家乡带回一缕乡音，留下的，只有对党的无限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