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南阳地区中共党的工作发展比较顺利，全区已有8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并在南阳驻军樊钟秀部的第一师第一团建有中共支部，团长朱宗朝（仲超）等军官多系中共党员。加上冯玉祥竭力排除异己，与以樊钟秀部队发生冲突，为共产党组织领导工农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建立南阳特委，发动兵变，迅速拉出军队，辅助农民武装起义。

因争权夺利，南阳驻军樊钟秀、邓宝珊及岳维峻等部联合反冯玉祥。邓宝珊原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个旅长，其思想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曾数次要求加入共产党，由于种种原因未获批准。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的队伍损失殆尽，欲重新组建军队，由于与樊、岳私人感情颇好，樊钟秀即让其利用建国军的名义先成立基本队伍，并拨出邓县、唐河、新野、南阳一带的粮饷供他使用。樊、岳还各助邓购买一千支枪所需之款项。

随即，邓宝珊以建国军之名义在唐河县城成立干部教导团训练骨干，并委托其秘书长兼参谋长葛霁云（也有说叫郭霄云，系中共党员）负责办理此事。邓曾对葛说：“经济及枪械由你负责，你可以向你们党里多要些人来。”中共中央为此曾计划借机“武装一千工农”，为创造工农武装割据奠定基础。为此，中共中央特派柳直荀于1928年初到唐河县，与邓宝珊协商创办军官教导团的有关事宜。

1928年2月，中央和豫、鄂两省委分别选派蔡振西（盛熙）、郝久亭、赵莘仁、康健、刘锡九、姚洗心等30余名党的军事干部，赶赴唐河县城，协助邓宝珊建立起干部教导团。同时，党组织还动员武汉失业工人及鄂北、豫南一带的青年农民和学生，有组织地去报考教导团。豫南工农革命军失败后，从四望山突围出来的王伯鲁等人，以及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因校方“清党”而转移到此的吴昌跃、李文定等，亦到该教导团学习。教导团很快发展到600余人，下编5个大队。蔡振西任教导团团长（亦称总队长），郝久亭任政治部主任，各大队和区队队长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因此，教导团“全权在我们手里”，为党组织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驻唐河县城的建国军教导团，在中共组织的控制下，士气高涨，已成为支援农民起义的坚强支柱。但不久，邓宝珊获悉冯玉祥“确有解决南阳共产军之信”，在此压力下，邓发生动摇，改变初衷，遂于4月底以教导团干部多是南方人，说话听不懂，不利于训练为由，“资遣”中共派入建国军教导团的军事干部蔡振西、郝久亭等人。仅有区队长姚洗心因系南阳镇平县人，又是原冯玉祥部的学兵，被教导团挽留。这一变故，对党的兵运工作开展极为不利。于是在省委张景曾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南阳特委决定于5月9日夜举行教导团兵变，拉出军队，横马南山，支援以汉龙潭为中心的唐河县阎庄、下屯、长秋、田店4个工作区的农民起义，造成割据唐河，南与随枣连成一片，以实现“唐河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计划。特委还决定由郝久亭、姚洗心利用原来的关系，继续在教导团内进行组织和发动，并由中共唐河县委组织力量策应，以夺取兵变的胜利。为此，姚洗心、王伯鲁等积极进行筹备。姚洗心和地方党员张友辅特意到东南山区察看了地形、路线，选择兵变后开展武装斗争的基地，唐河县委还派张友辅、乔国栋到南阳县大玉池碑村秘密带回朱宗朝团支援的步枪5支，并将长期囤堵的唐河县城北门扒开，以备农民前来策应。

    兵变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9日夜12时行动。但由于有的学员心情过于激动，过高的估计形势，当天下午就散发了兵变的传单，被教导团警卫队发觉，下午5时许，教导团突然加强戒备，集合学员，收缴枪支，并当场扣押了冀定国等12名骨干分子。同时，严布岗哨，封锁城门，从而造成教导团兵变流产。在此情况下，姚洗心不得不离开教导团，在县城指挥兵变的张景曾、刘友三、郝久亭等人，由城内地下党员掩护脱险后，迅速奔赴唐南，协助领导汉龙潭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