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宗娥（1889-1973），女，南阳县潦河坡榆树庄人。4岁时其母去世，随其姐长大。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积习，她没有上学读书。其丈夫袁作相，号辅臣，南召县李青店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袁作相继娶余宗娥为妻。

　　民国10年（1921年），地方自发农民武装王老五部攻陷李青店，袁家为避动乱，全家迁居南阳，四子均在南阳读书。民国15年6月，建国豫军樊钟秀部攻破南阳时，袁作相中流弹身亡，终年53岁。宗娥及其子女扶棺回南召李青店原籍，安葬袁作相后，定居袁宅。此时，军阀混战，土豪劣绅横行，地方实力人物欺软怕硬，袁家母寡子幼，常受劣绅欺凌。每当派大款，官府总给袁家加大数目，袁家又无力交纳，当局即把大儿子宝嵩关押。她央亲托友借钱偿付大款，赎回儿子。加之在南阳时受知识界人士的影响，她审时度势，认为有钱没人，一切无用，只有培养儿子读书成人，才有出路。因此，她精心治家教子，不惜重资培养儿子出外求学。将大儿子宝嵩委托董燕堂（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员，甲骨文专家）带到北京读书。其他3个儿子，除白天在学堂读书外，又聘请一位老先生，晚上在家教读四书五经。她时常鼓励子女好好读书，长大成为有用的人。由于社会条件和形势的发展，以及后来中共组织的培养教育，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4个儿子中有3个（宝嵩、宝岱、宝华）大学毕业，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抗日战争时期，3个儿子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李青店南庄成为中共南召地方组织的联络点，宗娥成为义务联络员。例如新四军代表徐力行、省委统战部部长郭晓棠、地委书记李炳之、郭以青、刘清源和解放前夕豫西南工委所派来的郭成仓等在南召工作的领导及同志们，开会、研究工作，均在这里接头、联系，临走时她还送路费，对他们的工作和安全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保护作用。民国27年，李青店现代中学初建，经费不足，校舍简陋，她慷慨捐款，资助办学经费。同时，教师王锡章、党及辰等均在袁家食宿。民国28年夏，中共南召县委书记胡子云因病离职，在袁家南庄请医治疗，宗娥待胡子云如同亲生。因胡子云患有痔疮，出血过多，病情严重，她派专人伺候，不惜重资请医为其治疗。胡子云还到镇平医院进行手术，术后回到南召，宗娥倍加护理，精心照料与调养，年底胡子云恢复了健康，重新投入工作。

　　余宗娥支持党的活动，还注意保密工作。县抗敌自卫团第三区团部设在李青店三皇庙，并经常在三皇庙前的操场上训练联防队。有一次，她和来南召省亲的陈老太太（南阳小学校长陈泽生之夫人）一起去三皇庙观看了联防队操演，回来给大儿子袁宝嵩说：“我看从党及辰（三区团七大队政治指导员）的讲话中就能听出是共产党的主张，这我赞成。不过，你们要小心，外有县党部赵广心，内有杨老庄一帮人，要谨防他们捣乱！”在南庄上屋居住时，她和外孙女晴林及女儿袁宝芸住东头一间；中共党员戴蕴华、戴培萱住西头一间，她们经常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有时讨论问题。晴林好奇，前往窃听。她发现后劝导说：“别听他们的事，你太小不懂事！”外孙吴万林，在现代中学读书，系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去确山县竹沟参加中共河南省委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回来后，与宗娥大谈在竹沟受训的情况，并将新四军的臂章让宗娥看。后来，宗娥告诉其子袁宝岱说：“万林说话太随便了，要提醒他注意保密，万一出事，就难办了。”

　　民国31年（1942年）旱灾严重，邻里乡人多有向袁家借粮度荒。二子袁宝歧翻出祖上留下的邻人借粮旧帐，意欲向乡人讨要。她得知后，立即索回帐簿，以火焚烧，了结此债，并命二子借粮于乡里，以度荒年。同时，还在街南头设置粥棚，每日施饭，以助饥民度日。众邻人深感其德，时人尊称她为“袁老太太”。

　　民国31年（1942年）秋，国民政府军一一〇师到南召“剿共”。余宗娥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支持和掩护了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隐蔽转移，如戴蕴华、戴培萱、张建昭、庞伯英、时灵君等。她还到叶县汤恩伯司令部、吴绍周军长公馆进行活动，不惜花大钱，营救三子宝岱（当时被关押在吴绍周军长的公馆里）出狱。

　　解放后，余宗娥跟随子女在外生活。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注意时事，关心国家大事，支持子女们努力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1973年，余宗娥病逝于沈阳。（选自《南召县志》199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