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浩（1881~1942），俗姓王，南召县刘村罗汉店人。幼时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石门瓦窑沟村任塾师，因其妻分娩遇难而亡，弃教归乡。其父孝忠。因年三十讨债逼死人命而外逃，县衙将王（即德浩）关押数月。出狱后，家中耕牛又死亡，生活日趋贫困，加之自身多病，干活无力，随产生厌世情绪，弃家出走，到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出家为僧，法号德浩。后到上海“海潮寺”（前身留云寺）参禅（即寻师访道）。因他才貌俱佳，精明能干，深得方丈赏识，被该寺留下来。方丈在临终前，秘密留下“德浩继承方丈”的遗嘱。老方丈园寂后，德浩继任海潮寺方丈。他奋发图强，治寺有方，广交名流，成绩显著，于民国19年当选为上海佛教协会理事长。

民国20年（1931年）春，德浩同上海的国民党要员戴季陶和上海名流杜月笙及佛教界知名人士，去西安参观慈恩寺、大雁塔，归途中到洛阳白马寺挂单（旅途暂住），看到该寺破烂景象，深为不安。德浩回到上海后，在国民党著名人士张继、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四处奔走，八方呼吁，募化了大量的钱财，筹划重修白马寺。是年7月，德浩主持整修白马寺。

白马寺位于洛阳市老城东约12公里处，坐北朝南，背靠邙山，南望洛水，殿阁峥嵘，宝塔高耸，红垣绿瓦，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以驮经来的白马而得名。它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重修。德浩这次重修主要是将寺院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祖堂、客堂、禅堂和清凉台上的腾、兰殿等加以翻修；并对寺院中轴线上主要建筑的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殿等均修补门窗，配置法器，请奉白玉佛像等。还整修了摄摩腾、竺法兰之墓，将两墓均修成孤形石镶包的园形墓冢。东边是“汉启道园通摩腾大师墓”；西边是“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相传摄摩腾、竺法兰为中天竺二僧人，东汉明帝时，遣使者到大月氏国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请得摄摩腾和竺法兰二僧，用白马载着佛像和经典来到洛阳。翌年，建白马寺，令二僧住该寺讲经，并请从事梵本佛经的汉译。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为中国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的首创之举。寺东有金代建造的齐云塔，寺内有唐代经幢、元代碑刻，寺外有一对白马雕像等珍贵文物，都进行了整修与保护。整个寺院为一长方形的建筑群体，面积达4万平方米。翻新后的寺院，殿堂楼阁，金壁辉煌，苍松翠柏，郁郁葱葱，规模宏伟，气势壮观。

民国30年（1941年）5月，张成廉（中共党员，南召人）根据中共南召县委关于“隐蔽精干”的指示精神，来到洛阳白马寺，找到她祖父的好友德浩法师。德浩很热情的接待她，并按照她的来意安排在该寺住了下来。张成廉在白马寺住七八天之后，德浩认为在寺内住一位年轻女子多有不便，又将成廉安排在白马寺西南的小村庄李东三（管护寺院的工作人员）家，食宿费用都由德浩法师供应。是年7月初，去西安的路通了，德浩委派其弟王老七护送成廉到西安，与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使成廉安全的转移延安抗日根据地。

民国31年（1942年）春，河南大灾，白马村的居民有1000余人缺粮，生活困难。为此，德浩赴上海发起募捐，将捐款带回洛阳，购买白面，发给白马村的灾民，以救燃眉之急，众百姓都非常感激。但有少数群众将领到的白面倒到路旁的水沟里。有人问：“怎么把白面倒了呢？”倒白面的人说：“和尚们说的好听，行善事，救济穷人哩。这哪是白面，尽是石灰面，叫人咋吃哩！”实际是洛阳面粉厂的不法资本家偷工减料，以假充真，坑害百姓。德浩听到后，认为好心行善，普渡众生，竟办成了坏事，一气之下，卧病在床。其侄王金祥在身旁煎药熬汤，捧茶端水，精心照应。德浩在白马寺治疗，来探望的各界人士很多，白马村的群众来看视的络绎不绝。为了清静调养，将德浩移居距洛阳东15公里处的“古塔寺”（实为永宁寺）治疗。因久治不愈，于是年秋病逝。知名人士于右任、戴季陶和佛教界人士，赠送挽联与礼品，致哀悼念。白马村的大多数群众沉痛地说：“德浩法师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菩萨佛光永照人间”。德浩安葬在白马寺东，齐云塔之西北（即今军医院内大门东）。其侄子王金祥在安葬德浩法师的同时，也埋藏了白马寺仅有的铜香炉、铜灯台、铜蜡扦、铜盘等四种珍贵文物。民国32年（1943年）秋筹建其墓地，墓碑上刻有“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五世留云堂第十四代德浩法师之墓”。

当年跟随其叔父德浩法师在白马寺充当工作人员的王金祥，于民国32年（1943年）春，离寺归家，住在南召县留山乡杨扒村毛沟村小组，仍以务农为生。1984年10月，从台湾回来的著名高僧释弘川法师，于是月16日专程来南召，到杨扒毛沟村看望德浩的侄子王金祥，以示对德浩法师的怀念。（选自《南召县志》199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