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宗仁（1913~1980），曾用名自立、执理、一民，皇路店杨树沟人。出生在务农兼行中医的家庭。在家乡和县城读完小学，于民国21年（1932年）考入南召师范。在师范就学期间，积极靠近进步师生，于民国22年春，参加教师王宗之（中共党员）组织的读书会，后王宗之被校当局解聘。民国22年秋，李心清（又名成朴，中共党员）应聘来南召师范教书。姜宗仁在李心清的培养教育下，由学生乔全义（中共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3年（1934年）暑假，姜宗仁作为中共南召县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共鄂豫边区委在桐柏太白顶召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后回南召成立中共师范支部，姜宗仁任书记。随之，组织进步师生开展以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干事赵广心企图在南召师范肃清“赤化”的学潮。在这次“反赵”斗争中，广大师生举行罢课、请愿、联络县中、小学开展声援，造成强大社会声势，终于粉碎了赵广心的阴谋。根据中共南召地方组织的发展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年成立中共南召特别支部，姜宗仁任书记。

　　民国24年（1935年）夏，鄂豫边区党委派方德馨来南召工作，成立中共南召区委，方任书记，姜宗仁任组织委员。不久，因叛徒许国英告密，区委书记方德馨与中共曹店支部书记张景昉被捕，姜赴边区汇报，与边区党委书记张星江一起回南召秘密探视，由姜宗仁瞭哨，张星江从监狱后窗面授机宜，要求坚持斗争。还送方、张银洋2元。按张星江指示，姜宗仁和其他委员一起主持区委工作。秋，姜宗仁师范毕业，按上级党组织“各找职业，继续开展党的工作”的指示，他在家乡磨屋小学任校长，该校便成了区委的秘密活动场所，配合豫南武装斗争筹建南召红军游击小组，姜宗仁和区委书记杨德成（彭戈）为争取三贤山一带的一支自发农民武装100多人枪，暴露了身份，县政府缉捕杨德成、姜宗仁，区委决定让他们撤离。民国25年3月，姜宗仁转移到内乡西峡口清华回民小学任教，开辟中共南召地方组织的外线联系工作。

　　民国26年（1937年）4月，中共鄂豫边省委调姜宗仁到中共泌阳县委工作，先后在该县的高庄、吴庄、白沙地等组织自卫队。在中共鄂豫边省委书记王国华的支持和配合下，攻打了贾楼联保处，击毙联保主任王太华。9月，姜又被调任豫南抗日军独立团（红军游击队改编）政治部任民运科长。

　　民国27年（1938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迁到豫南革命根据地竹沟。2月，姜宗仁任新四军四支队第三中队长。3月，又被调到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政治部民运股工作。民运股实际是竹沟地方党委，张旺午任书记，姜宗仁为委员。到5月，建起20多个支部，有党员100多人，上级决定组建中共竹沟区委，姜任书记。民国28年2月，竹沟区委工作发展很快，建起20多个支部，党员400多人，将竹沟区委改组为中共竹沟中心县委，姜任书记。此时姜宗仁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民国28年春，竹沟成为中原局机关所在地。刘少奇（化名胡服）负责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工作。少奇在竹沟接见了姜宗仁，勉励他抓好武装工作，准备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民国28年（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武装袭击豫南革命根据地的“竹沟惨案”。留守部队200余人和中心县委的100余人，与10倍的敌人激战一天，姜宗仁率青年队30多人上城墙防卫。第二天突围时，中共竹沟地委、中心县委掩护党的上级机关及医院、家属撤离后，最后撤出竹沟。中共竹沟中心县委撤出来的武装编成一个中队，周俊鸣任中队长，姜宗仁任指导员，向信阳四望山进发，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四望山会师后，党组织派姜宗仁回南阳作党的工作。

　　民国29年（1940年）2月，根据中共豫西南地委副书记郭以青的指示，姜宗仁被安排在芳林酒精厂，化名姜一民，以技术员名义作掩护，负责中共刘寺区委和中共酒精厂支部工作。是年春，中共豫西南地委组建中共南（阳）、唐（河）、方（城）中心县委，赵群一任书记，姜宗仁任宣传部长。3月，姜到唐河祈仪镇负责向湖北的新四军五师输送干部。化妆成挑担小贩，到湖北建立联络站。自民国30年冬到民国31年春，从南阳安排输送县、区级干部20多人到湖北新四军工作。

　　民国31年（1942年）10月，姜宗仁等撤退到陕北河南省委所在地马兰镇。民国32年（1943年）3月，姜宗仁随同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到延安，在中央组织部研究河南地下工作（住在兰家坪中组部招待所）。5月，整风运动和审干开始，姜宗仁与中组部招待所的干部编在一起，参加整风学习，中共河南地方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有人揭发姜宗仁在河南工作期间有问题，也被打为“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审。组织他们一面整风学习，一面搞大生产运动，他参加了纺线、烧炭等劳动，还学会了纺毛线、打毛衣。中直机关举行纺线竞赛，他以突出的成绩获奖。民国34年1月，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医院疗养科任副科长。民国34年4月，在延安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姜宗仁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大会。是年12月，中央组织部抽姜宗仁等15人派往河南工作。临行前集中学习3个月，刘宁一、王国华接见了他们，决定15人编成一个小队，并成立支部，姜宗仁任书记兼队长，通过在邯郸的晋翼鲁豫中央局派往河南。1947年5月，豫西南工作队经过一段工作后，于南阳县烟庄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豫西南工作委员会，姜宗仁任书记。

　　1947年8月下旬，陈谢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地区。11月进入南召、方城一带。姜宗仁在南阳隐庄油房院召开豫西南工委会议，研究迎接解放大军具体事项，决定工委委员分头布置到各有关县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姜宗仁带领工作人员在南召西抬头（1960年鸭河口水库竣工后被淹没）迎接黄镇的部队，向部队首长汇报地方情况。经部队介绍，姜宗仁到中共豫西区六地委（设在李青店）工作，任该地委委员、组织部长。

　　1948年11月，南阳解放后，任中共豫西六地委委员、南阳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9年春，成立中共南阳地委，南阳县、市委合并，任南阳地委委员、南阳县（市）委第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以后在中共南阳地委任组织部部长。1953年7月姜宗仁调往河南省商业厅任副厅长。某些负责人以个人偏见给姜宗仁扣上“严重地方主义”、“包庇阶级异已分子”和“反对党的领导”等帽子，给予留党察看和行政降级的处分，连续两次调换工作，多次受到批判斗争。姜宗仁坚持向上级党组织如实反映情况。直到1962年夏，他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到省农业厅任副厅长、机关党委书记。他针对河南省农业的落后状况，从长远计议，提出要重视农业科技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科技人员必须“又红又专”，并提出中等专业学校复课的建议（因当时全省中等专业学校已从1961年起，根据省委指示放长假）。

　　1962年冬，姜宗仁前往中牟农场搞调查研究。在农场的时间，他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商谈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办法。1964年春，姜宗仁随副省长王国华到豫南农村调查，对发展豫南农业生产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和设想。这次豫南之行，他看到了落后的农业技术、生产工具和品质低下的种子是阻碍农业发展最大障碍，决心集中精力抓科技教育。他先后到河南农学院、百泉农专、郑州牧校、信阳农校、南阳农校、县办的方城县独树畜牧兽医学校和社办的竹沟蚕校等单位作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并具体帮助黄泛区农校和许昌烟校的筹建工作。

　　姜宗仁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奔波，超负荷的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不忘工作，当病情少微好转，就又先后到信阳柞蚕原种场，泌阳、鲁山、云阳、竹沟等地的蚕场，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他针对河南省蚕业生产情况，抱病于1965年3月写下一份长达万言的《关于河南省蚕业生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材料，对全省蚕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大批领导干部被抄家、游斗，惨遭迫害。姜宗仁对此深感不安。发出呼吁要求要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他把原河南省委书记文敏生被揪斗挨打的事件写信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希望能制止这种错误现象，但事与愿违，“走资派”的罪名立即扣在他的头上，并被游斗，屡遭迫害。1968年3月，河南所谓造反派组织炮制了一个“河南5•16”反革命名单，在全省范围内点名批判姜宗仁，给他扣上“大叛徒”、“5.16分子”、“第三势力”、“黑爪牙”等罪名，在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并组织游街。会后抄家、停发工资，又非法地将他定为“5·16”专案要犯关进监狱达九个月。姜宗仁虽身陷囹圄，但仍铁骨铮铮，不向邪恶低头。有一天，有两个外调人员来到监狱，用预先定好的调子，要姜宗仁按他们的要求，证明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是叛徒，他严辞拒绝，并如实地作了证明。得不到假证言的两个外调人员恼羞成怒，威胁、谩骂姜宗仁。他怒不可遏的斥责道：“你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还找我干什么？”一句话招来了一阵拳打脚踢。

　　1969年1月，姜宗仁出狱后，没来得及恢复虚弱的身体，更没有机会和亲人团聚，随省直斗、批、改第五团到商水县邓城公社，参加所谓斗、批、改运动，一去就是两年。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河南对老干部加紧迫害。2月中旬，姜宗仁再次被隔离审查，关在省水利厅的一间小屋里，一关又是18个月。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姜宗仁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这一伟大胜利，蒙冤十年的姜宗仁真正在政治上得到解放。1980年，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为姜宗仁彻底平反的决定。1980年1月，省委组织部任命姜宗仁为河南省人民政府视察室视察员。

　　姜宗仁一贯艰苦朴素，严于律已，从不搞特殊化。建国后，他一直保持着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自己困难再大，从不向国家伸手，按他的地位和家庭条件，完全应该享受一些照顾，但他总是说：“这比过去不知强多少倍了，国家也不富裕，我们完全能够过得去。”省直机关有高干小灶，他很少去就餐。他时常教育孩子们，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不要在生活上攀比，不要夸耀自已是高干子女。因此，孩子们所在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长时间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副厅长，只是后来老师进行家访才知道此事。60年代初，他的二女儿姜振华与一位农民的儿子相爱了，女儿回家小心翼翼地征求父亲的意见，生怕父亲有门第观念不同意。他直爽的说：“农民子弟有什么不好，我们原来不也是农民吗？关键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干正事的人。”不仅支持他们的婚事，而且鼓励他们到农村安家落户。

　　姜宗仁还时刻关心着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烈士后代。原中共唐河城关支部书记刘慕阁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解放后，他的女儿刘振敏和母亲一起在唐河老家过着艰难的生活。姜宗仁知道后，立即把刘振敏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并供她一直从小学上完大学，现在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每每谈及此事，甚为感激。

　　1980年2月，姜宗仁病情严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3月，他拖着严重的病体接受了河南省人民出版社的委托，以顽强的毅力回忆口述，完成了《刘少奇同志在竹沟的革命活动片断》一文。6月28日，姜宗仁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病逝于郑州。（选自《南召县志》199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