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山（1914~1985），原名宝林、朱晓，白土岗养马坪人。民国18年（1929年）在青山读高小时，参加由张景昉（中共党员）在该校建立的青年读书会。民国20年春，考入南召师范，毕业后在养马坪、大庄等地教书。民国23年3月由张景昉、李金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5年秋到白土岗区双庙小学教书，开展党的活动。翌年春，和李金友、王明章等中共党员一起，搞来数支枪，组织秘密武装小组，准备针对地霸李功岑进行武装暴动。后因“七·七”事变发生，国共合作，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武装暴动停止，转入抗日救亡工作。于同年暑假期间朱晓山到青山地区活动，发展党员10多人，年底成立青山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并任书记。民国27年5月，发展党员30多人，成立中共青山中心支部，担任书记。至此，中共曹店区委领导的白土岗、青山地区的党组织已发展到8个支部，即与中共曹店区委分开，正式成立中共白土岗区委，朱晓山任书记。

　　民国28年（1939年）秋后，朱晓山被调入中共南召县委组织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民国29年，县委根据上级“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决定南召党的工作“禁止横的关系，转入隐蔽”阶段，县委领导同志分工包干，朱晓山到南片王庄以教书作掩护，抓曹店区和石桥区以北的隐蔽工作。他白天教书，夜里走几十里路到各处，把白河南几个支部从曹店区委划出来单独成立区委，并把党员的隐蔽工作做了安排。其后到一区（云阳）、六区，把较大的党组织划小，机动灵活，便于保密，还将较“红”的党员及领导人加以调动，使其隐蔽。民国30年，新任中共南召县委书记彭戈（即杨德成）布置进一步做好隐蔽工作，其精神是：党组织不开会，党员不交党费，暂停活动，等待组织联系。朱将此精神分别传达到各地党组织，待安排就绪，即到镇平贾宋隐蔽起来。不久，奉命撤干的杜征远到贾宋与朱联系，朱即带部分党员转移到延安。

　　民国31年（1942年）6月，朱晓山任驻延安的中共河南省委传达员。当朱被省委派回南阳地区进一步撤干时，正值国民党“伏牛山工作团”活动猖獗和一一0师进南召“围剿”前夕，南阳形势空前紧张。他不避艰险，跑遍暗设的联络点，撤回姜宗仁等18人，安全返回延安。是年11月，参加河南省委整风学习后，党组织委派朱晓山到陕甘宁边区盘克区委任宣传科长。不久，入延安大学学习一年零三个月后，即派往河南省抗日人民军三分区政治部任地工干事。

　　民国34年（1945年），河南失守，南召相继沦陷。延安随派出抗日人民军三支队和仝中玉、朱晓山等组成的地方工作队，由陈先瑞司令员率领来到伏牛山区，进入马市坪沟漫山一带，任命洪久畴、朱晓山为正、副县长，刻好印章，准备攻克马市坪，成立南召县抗日民主政府。后与马市坪驻军（新八军）谈判，部队北撤，朱转移到豫中专署任民政科长，又在中原野战军独立旅教导队任总支书记。

　　民国35年（1946年）春，朱晓山调入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政治部工作。是年8月五师中原突围时，经旅副政委萧元礼组织动员，朱化妆离队，在郧西被捕，转送南阳监狱。南召青山地区中共党员黄金福等得到消息，巧逼当地保长陈文彬写出保状，将朱保出。朱晓山回到家乡花子岭，谋得小学教师职务，继续开展党的活动，依靠黄金福等原有的党员，串联发动贫苦农民群众100多人，掌握一些土造枪支，建立起革命武装，还指示黄金福取得保队附职务，又控制了保公所的20多支枪。地霸王廷范向外扩张势力，不断侵扰花子岭地区。朱晓山组织发动群众挖工事，筑地堡，站岗放哨，多次采用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术，俘获王的爪牙，打击王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进犯花子岭，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民国36年（1947年）11月南召解放，朱晓山到部队面见首长，接受任务，率领当地武装，协助陈（赓）谢（富治）兵团四纵十三旅三十九团攻克周家寨，有力地支援了南召的解放事业。1948年，朱晓山被调到南阳县南河店区（今属南召县）任区长，后任南阳县政府秘书、副县长。1949年2月，调南阳专员公署农业科任科长（后科改局任局长）达10年之久。他重视调查研究，每年常有半年时间到基层了解情况。对全区的地形地貌、山山水水、作物生长情况以及风土人情等了如指掌。尤其是对地处长江水系汉水流域的南阳盆地的棉花、芝麻生产更为重视。1959年3月，调任南阳专员公署副专员，分管农业工作。他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反对在生产上搞形式主义和在产量上不说实话的浮夸风。因此，在1959、1960年反右倾中，朱晓山被划为“右倾分子”，后来，给予平反纠正，恢复工作。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毫无私情。60年代初，在家乡任小学教师的亲兄弟朱宝祥，因身体不好，年龄偏大而退职。去南阳找其哥看能否复职？朱晓山说：“咱们就是庄稼人，回去种地满好吗！”其弟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临走时，买了几瓶药给兄弟治病。后来，家乡乡亲找他办事或要平价化肥等，均按政策办理，没有变通的余地。就连自己的子女安排就业，也是秉公办理。

　　1966年5月，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严重的折磨，蒙冤受审，又住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恢复工作。1979年担任南阳行署副专员，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但他仍然奔波在农业生产第一线。1983年，全区棉花单产由50年代的21.5斤上升到100斤，并在棉花质量方面享誉日本等国。朱晓山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即使担任党政领导干部，仍然保持朴实工作作风。平时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裳，是一个作“官”不像“官”的普通“老百姓”。就是平时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管后勤的同志对年事已高的老专员总是想安排好一点的车，他每次都婉言谢绝，说：“咱们下去，是转地头的，不能坐好车，坐个吉普车就比过去步行好多啦！”

　　1983年，朱晓山离休后，仍然参与中共南阳地方史志征编工作和处理中共地下党员的党籍历史遗留问题。他常到有关县、市检查、指导工作。凡是地下党的老同志去找他谈问题，都热情接待，并想尽办法查证落实，有时深夜还发函和有关同志联系或给某一位同志出示证言。1984年春，朱晓山因心脏病发住院时，还对一位看望他的老同志说：“身体坏极了，党史任务完不成是个遗憾！”1985年5月30日，朱晓山为参加老战友罗丛的追悼会，不顾个人不佳的身体状况，长途奔波到武汉。归来后，老病复发，他仍抱病参加研究处理地下党员党籍的历史遗留问题，直到（6月）7日实在支持不住时，才住进医院治疗。但终因医治无效，于1985年6月18日凌晨朱晓山病逝于南阳。（选自《南召县志》199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