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战前期在南阳工作的一段回忆

袁宝华

一

一九三四年，我考入北大。一九三六年，在北大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党，并任北大支部委员。一九三七年八月，因“七•七事变”发生，北平局势紧张，我便同平津同学一起，取道天津、烟台、济南等地，辗转回到开封。月底，和平津流亡同学一起酝酿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会址就设在徐府街国民党开封县党部。我被选举为“同学会”执行委员。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到各校去做宣传工作，在河大的活动要多一点。在那里开座谈会，举行一些文艺活动等。当时有个“救亡演剧第二队”到开封活动，其中有冼星海等同志，我们便配合他们进行宣传活动。九月底，南阳的一些同学告诉我，也准备成立“平津流亡同学会”，要我参加,我便回到了南阳。

二

在我回南阳之前，已先我回宛的平津同学有张曜午、张剑工、勇秀杰、郭以青、裴同生等人。十月，我们准备就绪，“宛属平津同学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南阳的头面人物，包括国民党专署、县党部、联防处的人都参加了。别廷芳还讲了话，他认为“宛属平津流亡同学会”“流亡”二字提法不妥，说回南阳是到了自己的家乡，不应该叫“流亡”。我们便采纳了他的建议，改称“宛属平津同学会”。同学会成立后，我参加了南阳的党组织。由郭以青、葛季武和我三个人成立了南阳特支，郭以青任书记。当时，葛季武在复兴中学任教务主任。郭以青也常住那里，我住在“同学会”的办公地点南阳民众教育馆内，一直到三八年元月底离开南阳到南召。

在这个期间，“同学会”在特支的领导下,主要是作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学会成立了宣传队，南阳一开大会，我们就去演剧、歌咏，宣传抗日。当时国民党四十九军驻在南阳，队伍都上了前线，家属留在南阳，他们基于家乡沦陷和对日寇的痛恨，以副军长、参谋长夫人为首，组织了一个“东北妇女抗敌后援会”，在成立大会上，我们的宣传队到会演出，我指挥歌咏队演唱了几首救亡歌曲，还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由张曜午、乔毓秀主演。把台下观众感动得痛哭失声。

这次演出，影响很大。南阳专员请我到他们办的分队长训练班（训练班地址在北关农林学校，训练对象是各保的分队长），教唱救亡歌曲。后来我还到北关南阳简师去讲演，讲了平津沦陷的经过、日寇的暴行和军民抗敌的情况，学生们都哭了。这样一来，也鼓舞了我们的劲头，便到处去讲演，效果很好。我们还在民教馆内办了一个壁报，名叫《炮火》，间日一版，每天很多人来观看，当时民教馆内热闹得很。

“同学会”还有一个工作是接待外地来的救亡团体和个人。先接待的是十一月中从汜水一带来的“十姊妹团”，有赵子万（镇平人，解放战争中牺牲）、莫飞（商丘人，现名鲁勒，在北京电影研究所工作）、李柏（原名窦柏祥，已故）、刘岩（原名刘调荣，现在包头钢铁学院工作）和田莉（现名高锦云）等人，最小的是刘岩的弟弟，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先后在石桥、方城等地作宣传工作。后来，田莉、李柏到竹沟学习，莫飞、刘岩和她弟弟到了延安。我们又接待了来宛活动的“河南省教育厅巡回演出第三队”（简称巡三），队长是姚肇平，队员有贺煌、晏甬、王麦、王亚凡和马克可人。“巡三”在南阳、南召、镇平等县进行了活动。同时，我们还接触到外地来的同志和进步人士。有个东北军的军官田禾（田中兴），由延安抗大毕业回来，我们介绍他到南召游击战训练班当教官。还有一个南阳中学的美术教员杨默也，徐州人，和勇秀杰一起搞石印画报宣传抗日救亡。还有开封党组织派来的胡子云、党及辰、王锡璋等，经南阳去南召工作。

“同学会”的宣传活动由城市还扩大到了农村。我们分成几个小队，分头到南阳城北的石桥、广店，城南的瓦店，也到方城、邓县等地开展工作。

这一段，还对别廷芳进行了统战工作。到一九三八年初，我到武汉去了一趟，元月下旬回到南阳。不久，特支决定我回南召工作。

三

一九三八年元月底（春节之前），我回到了故乡南召。这时南召已成立了区委，书记胡子云，委员有王林（组织部长）、党及辰（宣传部长）、傅真如。我回去后，即到南召联防处工作（南召联防处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的）。联防处主任杨蔚五，军训主任周杰邦（他原是杨虎城部队的一个营级军官，黄埔出身，是南召自治派骨干周锡侯之弟），政训主任傅真如，我当副主任。而实际上，指挥一切的是南阳专区联防处委员李益闻。李益闻是南召自治派首领，过去曾在别廷芳和彭锡田的支持下，两次在南召搞地方自治运动，都被国民党省政府派军队镇压下去，李逃到内乡，这次又由别廷芳派回南召。他这次回来，除了原自治派的骨干，还邀请一批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知识分子一起共事。为了缓和与杨姓恶霸地主的矛盾，特别动员宛南中学教员杨蔚五担任联防处主任。为了大家团结合作，李还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以李益闻为首的半公开的组织“南召县工作委员会”，李益闻任主任，委员有联防处主任、军训主任、政训主任及副主任，三个区的区长、区团长、政治指导员，第二区军事指导员张景昉，还有教育局长、民教馆长，第一、第七、第八大队长及第一大队指导员，共二十人。其中党员七人。联防处政训处编印了一个《政治工作纲要》，里面提到了“南召县工作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国民党特务弄到这本书，就认为这个委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这个委员会成立后，通揽全县一切大权，国民党县政府办什么事情要先找李益闻商量。当时南召联防处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整编枪支。把民间枪支按甲、保、联保、区，分别编成班、分队、联队、大队、区团。南召共编了三个区团。第一区团区团长是周锡侯，政治指导员张超然；第二区区团长是郭海琨，政治指导员赵安义;第三区区团长是袁俊峰，政治指导员是胡子云。一、二、三区区长分别是任冠五、彭寿松（民先队员，自治派主要骨干）、杨铸英。二是训练联防队干部，把全县的分队长、联队长集中起来进行训练。训练班名义上是联防处举办的，实质上由我党控制。胡子云、王锡璋、党及辰等人都当教官。在三八年暑假期间，我们又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

枪支整编以后，全县组成了七千多人枪的地方联防武装，分别集中到各区进行训练，声势很大。训练所用粮食，由全县的大户负担。而余坪恶霸地主王扶之抗拒不交，我们决定调县常备队（队长吉德林，党员）和第八大队（队长王俊琨，党员）去兴师问罪。别廷芳也派来一个迫击炮连助战，王扶之被迫投降，如数交出了粮食。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国民党对南召的注意。这时，南召县联防处改名为“南召县国民抗敌自卫团司令部”。

一九三八年五月，河南省委通知我参加筹建“河南青年救亡协会”。我同姚雪垠等人一起到了郑州。参加会议代表住在一战区政训处。当时开封失守，日机每天轰炸郑州，会议只好挪到舞阳召开。五月三十日，我们在舞阳召开了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玉柱（代表青年救国团）、丁秀（民先代表）、陈林堂（舞阳青救会代表）、赵梅生（中国青救协会组织部长）、谢邦治（省委青年部长）、姚雪垠、田莉、孟玉华、苗保太和我等二十来个代表。豫东的代表由于路途不通，没有参加。开会之前，谢邦治、丁秀和我开了一个党的会议，讨论了如何领导这次会议的问题。代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河南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宣言》，是姚雪垠执笔起草的，发表在河南的一家报纸上。会后，我回到南召。

回南召没几天，大概是六月上旬，那时麦子已经割罢，郭以青通知我到唐河源潭镇参加成立南阳中心县委会议。我、郭以青、葛季武和省委的代表刘文同行。当天晚上住在刘耀亭家中，第二天到达源潭。会议在李隐之家中召开，由刘文主持。一天还没有开完，他就吐血了，会后就把他送延安治病了。当时中心县委成员有刘文、郭以青、葛季武、杨德成和我，刘和郭是中心县委的负责人。成立之后，还起草文件发了下去。

一九三八年七月，上级通知说南阳中心县委取消，改为豫鄂陕边区工作委员会，原中心县委成员仍为工委成员。同时，南召成立县委，由胡子云任书记，王林任组织部长，党及辰任宣传部长，傅真如任军事部长，我兼任统战部长。县委设在李青店，而我在云阳工作，县委的会议很少参加。县委成立以后，我们认真分析了联防队的干部情况：联队长是我们通过李益闻安排的，大多数是党员。联队指导员，大多数是党员或靠近我们的小学教员，是我们通过县教育局长安排的。分队长大都是地主子弟，倾向我们的不多。但分队长以下的班长，则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有的当过兵，这部分人很能干，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所以，我们决定举办班长训练班，把这部分人争取过来。由我和张超然、王次如、吉德林四人负责，每期训练五十——六十人，时间半月，总共办了四、五期，训练了一大批班长。在训练中，我们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回去后，差不多都当了分队长，但是，在发展党员中有拉夫现象，有一个班长入党后，回去就向分队长报告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以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名义成立了“南召县战时服务团”，各区建立分团。我们通过“战时服务团”活动，发动群众，发现积极分子，进行教育，使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南召县党员已发展到六百多名。

一九三八年八月，南召县发生了枪毙蔡毓强事件。蔡毓强原是南召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我们回南召以前，他是南召地方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是联防处的反对派。李益闻通过别廷芳，派部队到南召，逮捕蔡毓强就地枪决。

除掉蔡毓强，震动很大。当时南召县县党部书记赵广心，是个很反动的家伙。他一听到这个消息，连夜逃跑。国民党没有办法，只好派杨蔚五的同族叔父杨挺升任南召县县党部书记长（以前只有书记）。

一九三九年元月，我到南阳参加成立豫西南特委的会议。会议是在油坊坑南边一个小巷子里李炳之的住处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李炳之、郭以青、余致和、葛季武、我和一个交通王金玺。会议宣布李炳之为书记，郭以青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余致和、军事部长葛季武，我任青年部长。不久特委改称地委，我一直是地委委员。

从一九三九年上半年起，南召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国民党发现自治派和我们成立了“南召县工作委员会”，又发生了打余坪和枪毙蔡毓强事件，加之我党的工作有所暴露，所以南召的反动势力向国民党省党部告状，说李益闻、彭寿松和我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地委、县委成员。别廷芳也来责问，李益闻压力很大。加上杨蔚五采取不合作态度，杨挺升也兴风作浪，都使李益闻感到维持这个局面越来越困难了。虽然郭以青曾以我党代表身份找他谈过话，他也表示过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但是，为了对付上面的压力，他向我们提出了把外籍知识分子撤出南召去的要求。

一九三九年暑假，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传到南召，杨挺升拿着文件要求参加暑假小学教师训练班的教师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坚决反对，闹得很僵。怎么办呢？我们立即请示了地委，地委的答复是：有公开职务的人可以参加，没有公开职务的不要参加。我们几个有公开职务的同志都参加了，连李益闻、彭寿松也参加了。这样，南召就发展到一百多个国民党员，组成了四个区党部（原来不满五十人，三个区党部），其中第三、四区党部当时由我党掌握。县党部还有个“社会服务处”，我兼任主任，机关设在民教馆内。这样，斗争越来越复杂了。

四

进入一九四Ｏ年，南召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省政府转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要“国民抗敌自卫团”改为“国民兵团”，对南召而言，实质上是要摘去我们和自治派的兵权。“国民兵团”的任务只征兵和训练壮丁，而且团长要由国民党政府委派，消息传来，大家议论纷纷。这时，李益闻当即派我到南阳去向别廷芳请示。我到南阳时，别廷芳刚从洛阳回来，他马上接见了我，他讲：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事情以后难办了。但是，他提出了“县里退出，区里顶住”的策略。就是县里自卫团的职务可以让给国民兵团，区团的名字也可以改，但兵权不让。他还讲，他已经和国民党省党部谈妥了，县自卫团司令可以改任县党部书记长。我回去传达了别廷芳的话，大家才安下心来。虽然摘去了自卫团司令部的牌子，我们还照常指挥各区工作，实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后来，杨蔚五还代替杨挺升任了县党部书记长，傅真如也到县党部任干事（注：南召抗敌自卫团改为国民兵团之事别廷芳之所以关心，是因为南召抗敌自卫团是属于别廷芳地方实力派的体系。从一九四Ｏ年起，国民党腾出手来对付别廷芳的势力，所以别廷芳采取了明从暗抗的办法。我党正是抓住别廷芳同国民党这个矛盾，利用南召自治派在那里开展工作的。）然而，到一九四Ｏ年四月，别廷芳因患直肠癌死掉了，他的死，对南召自治派，特别是对李益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别廷芳是一个铁腕人物，是他们强有力的后盾，当时河南其它专区都是专员兼司令，唯独南阳是别廷芳担任。

在“竹沟事变”以后，谢邦治曾到南召，介绍了竹沟事变的情况，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提醒我们要对国民党提高警惕，别廷芳一死，我们更感到形势不妙。当时，有一支国民党的队伍经过南召，我们就劝李益闻暂出躲避一下，结果这支部队只是路过，没有发生问题。这件事，也导致李益闻产生了麻痹思想，所以，以后国民党一百一十师进驻南召后，他未出躲避。到五月，形势恶化，李益闻已经顶不住了，只让胡子云、魏士苹、赵桂彬等少数外县籍的党员留下来，我们立即决定大部分外县籍党员赶快撤离南召。当时，杨蔚五也露出凶相，声言要抓王风举（即王林，本县人）。我们报告了地委，王林也调离南召，到镇平去了。同时，李青店现代中学较红的学生也撤走了。

不久，杨蔚五、王峻琨、袁峻峰、袁宝岱几个人到洛阳“第一战区战干团”受训。杨蔚五是作为国民党党务干部参加的，省党部找他谈话，提出我是共产党，要他抓我，但因我家在南召的地位，杨蔚五很为难，所以，他就撒了个谎，说袁宝华已经离开了南召了。暗地里告诉袁峻峰，让他写信叫我立即离开南召。我得到消息后，即向李益闻讲，我要到云南去继续上大学，他表示赞成。八月底，地委副书记刘清源来传达省委指示撤退我和傅真如，但傅真如推说身体不好，不愿去陕北，提出到重庆找他姐姐暂避（其姐为国大代表）。当时，我曾向刘清源请示等人，骑自行车经过镇平、石佛寺、西峡口、西坪等地，到了西安。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头后，在那里住了半月左右，和延安派到西安的谈判代表南汉辰一道到了延安，时间是一九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