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融铸与区域历史记忆

中共南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  赵起河

南阳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血与火的记忆，更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的精神觉醒与文化韧性。当我们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南阳地区的抗战史实呈现出超越地域和阶级局限的普遍意义——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道德选择；它是一部教材，诠释了文化认同在民族存亡关头的力量凝聚；它更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确保悲剧不再重演。

一、战略要地上的军事博弈

南阳地处豫鄂陕三省接合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其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东可支援淮海，西可屏障川陕，北可拱卫中原，南可扼守襄汉，是当时中国军队的重要后勤基地和交通枢纽，是保卫陪都重庆的重要前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阳行政区设立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统辖豫南、鄂北、陕南二十余县防务，国民政府第一、第五战区20余万官兵常年驻守南阳周边。这一军事部署使南阳成为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略必须夺取的关键节点。从1938年起，日军就不停出动飞机轰炸南阳城乡，制造无数惨案；1939年至1945年，日军先后五次大规模进犯南阳，其中以1945年3月至8月的豫西南鄂西北会战尤为惨烈。在1939年5月的随枣会战（又称第一次新唐战役）、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又称第二次新唐战役）、1941年1月下旬至2月初的豫南会战和1944年4月至6月的河南战役（又称豫中战役）这四次作战中，中国守军在南阳民众的倾力支援下，均以最快的速度（20天左右）将侵入南阳境内的日军驱除出境，使日军解除武汉威胁、侵占中原和打击第五战区主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有效遏制了日军向西进犯的企图，保护了后方的战略资源和交通线。在豫西南鄂西北会战这场持续半年的战役中，黄樵松抬棺守宛城、廖运周激战西峡口等，中国军队以伤亡两万余人和大部城镇沦陷的代价，将4万余日军迟滞于淅川—西峡一线的伏牛山深山峡谷中，牵制日军7万余人不得南下，毙伤日军2.3万余人，挫败了日军攻取川陕的战略企图，为中国军队在芷江和湘西的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最终宣告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南阳抗战不仅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产生了间接影响。1945年8月24日的西峡口受降仪式是中国抗战史上唯一一次在战场原地举行的受降仪式，象征着抗战胜利的彻底实现，见证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南阳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南阳地区积极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共鄂豫边省委派郭以青到南阳恢复建立党组织，成立中共南阳特别支部，以宛属平津同学会作掩护，领导南阳各县党的工作。1938年初，彭雪枫回到中共河南省委驻地竹沟主持军事和统战工作，做出发展豫陕边区的工作部署，将桐柏、唐河划归中共豫南特委领导，以使南阳党组织集中力量向宛西发展。7月，中共豫鄂陕工委（亦称豫西南工委）成立，统一领导除桐柏、唐河以外南阳各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工委书记郭以青（后为李炳之）深入各县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救亡团体。

中共南阳党组织特别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8年，中共河南省委常驻南阳指导工作的王阑西与南阳驻军第十三军军长张轸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张轸慨然应允支援竹沟（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留守处、中共河南省委驻地）一批枪支弹药。中共豫南特委与南阳驻军第七十七军共同建立七十七军桐柏山区工作团（简称七七工作团），举办青年军政训练班，中共党员朱大鹏、崔济民、方德鑫等亲自担任教官，培训抗日骨干3000余人。刘贯一持彭雪枫亲笔信到南阳作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南阳专员朱玖莹、宛西自治派首领别廷芳等的工作，建立统战关系。中共豫西南工委通过李益闻的南召工作委员会掌控了南召县的政权，控制地方武装4000余人，同时派中共党员到镇平民团司令部任职，开办民团抗日动员干训班。在农村地区，中共组织发动农民成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到1938年底，南阳地区已建立抗日救亡团体30多个，发展中共党员1960余人。在1939年5月第一次新唐战役中，以郭以青、袁宝华等为代表的豫西南地委组织南阳、南召、方城等地民众3000余人，带上牛车500辆、人力车500架支援前线。南阳县邰庄的“宛东抗敌自卫总队”（亦称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发展到2000余人，多次在敌后开展对日作战。中共南阳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筑起了共同抗日的坚固长城。

三、全民抗战中的南阳民间力量

南阳抗战中的民间抵抗呈现出惊人的组织化与持久性。别廷芳领导的宛西民团武装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建立了“宛西自治”体系，拥有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和相对完善的地方治理结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别廷芳迅速将民团改编为抗日武装，1939年5月第一次新唐战役中，南阳民团出动精锐7000余人配合正规军作战，此后又派出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南阳县民团9个团组成3支苏鲁豫皖挺进纵队开赴豫东抗日前线，驻守周口沙颍河河防，在豫中会战中以惨重的伤亡予敌以重创，其中两支纵队在豫中会战后升编为国军暂编师，成为中原抗日劲旅。在1945年3月至8月西峡口淅川作战期间，内乡民团和淅川民团不仅配合正规军作战，还能独当一面对日作战，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击毙日军3000余人，击伤5000余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南阳普通民众的自发抵抗行为：南阳县玉皇庙一带的农民在许子和的带领下自发成立宛南抗日游击队，把侵入玉皇庙的30多名日本侵略军全部歼灭；邓县大刘营村刘中焕等将9名日军诱杀后投入村南一眼井中；内乡县方山女农民方秀芝机智勇敢地打死1名日军军官，李湾村农民王保把日军3辆坦克诱入齐腰深的泥潭，还有不少地方开展“一甲一鞋”等不惜一切代价募集物资支援前线等等，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这些看似零散的行为实则构成了全民抗战的微观基础，充分彰显了南阳全民抗战的伟力。南阳民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的行为，展现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基因。

四、南阳抗战文化的精神力量

南阳抗战文化在民族精神重塑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抗日战争期间，省府开封和其他城市50多所学校分批次迁到南阳、镇平、内乡、淅川、南召等地继续办学，在带来科学文化和新思想传播的同时，更扩大了抗日宣传活动。师生们深入村镇民众之中，以高唱激昂的抗战歌曲，散发传单、出壁报、组织读书会、举办时事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普通百姓的抗日激情。比如省立南阳中学校校歌“发扬民族道德，文武合一；捍卫国家独立，舍我其谁！”南都中学校歌“救国家和民生，拼命、进取，吾校光荣！”宛西乡村师范学校校歌“锻炼身体献韬略，同仇敌忾平暴倭！猛进，莫蹉跎！”国立一中一分校校歌“芦沟月冷，大河无声，千里逐飘蓬。家仇国仇，一片血债，牢记在心胸。炼尔体魄，励尔学行，有志事竟成。请君共勉，曷当有日，痛饮在黄龙”等等，都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师生的精神面貌。南阳本地知识分子创办的《前锋报》，坚持“以笔为枪”的办报理念，在日军频繁空袭下仍每日出报，成为大后方了解豫西南战况和民情的重要窗口。郭庠生在镇平创办话剧团和《抗日简报》，创作大量抗日题材的书画作品；姚雪垠在内乡县马山口镇创作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些作品虽命运多舛，但其创作过程本身就成为战时文化生产的象征。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南阳民间艺术对抗战主题的转化：南阳玉雕艺人将抗日场景融入传统玉雕工艺，创作了《国恨家仇》《战地黄花》《怒吼》等系列抗战题材玉雕作品；南阳大调曲子艺人创作《劝夫抗战》《送郎参军》《克敌荣归》等大量反映抗战的新曲目，成为鼓舞士气的精神武器。这些文化实践，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民间转化，使抽象的爱国理念变得具体可感。南阳抗战文化的多元形态表明，民族精神的延续既需要宏大叙事，也离不开民间创造力的滋养。

五、历史记忆的现实意义

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漫步南阳城乡，仍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余温：镇平县彭雪枫将军纪念馆内陈列的斑驳武器，桐柏县回龙榨楼村墙壁上残留的抗日标语，南阳武侯祠内纪念抗战阵亡将士的碑刻和弹洞累累的墙壁，唐河县苍台镇钟毅将军殉国处，镇平时庄惨案旧址，西峡县马王庙日军受降地遗址、重阳马鞍桥山头高耸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等等，这些物质遗存，时刻提醒后人勿忘历史。

南阳抗战记忆不仅是区域历史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南阳抗战，本质上是在思考：一个民族如何从灾难中汲取力量？如何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找到平衡？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抗战遗址的无言诉说中，在民间口述史的生动细节里，在文化创造力的生生不息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南阳抗战史告诉我们：民族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胜利上，更体现在文化韧性和精神高度上；抵抗外敌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和策略；铭记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南阳抗战记忆已超越地域和阶级局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当我们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时，更应思考如何将这种精神转化为推动民族复兴的现实力量。唯如此，纪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历史的价值才不会被辜负。